今年愚人节，在上海浦东机场，发生了一个真实的悲剧：赴日留学生汪某因学费问题，与前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，拔出水果刀连刺母亲9刀，致其当场昏迷。日前，这个悲剧又出现了“反转”情节：原本在亲戚口中，存在不打工光“啃老”、要求无法满足会动手等毛病的汪某，时隔几天，忽又成了汪母及亲属眼里“勤勉、懂事，知道给家里分担压力的好孩子”，刺母行为则因“精神不正常”。对此警方表示，已启动对汪某的精神状况司法鉴定程序。

　　围绕这一事件，各方评论汹涌澎湃，尤其对刺母者汪某不乏口诛笔伐。事情进展到这一步，已经成为公共事件，一方面应尊重司法程序和专业操作；另一方面，也不妨跳出案件的细节纠缠，从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视野来观照反思。“刺母案”虽然是一个极端案例，但行凶者那残忍的9刀，不仅刺伤了含辛茹苦的母亲，也刺中了我们社会的一些软肋。实际上，类似事件也有发生，诸如8岁乖儿子因争吵欲掐死母亲、23岁青年杀死双亲后还去网吧上网、名牌大学毕业生因母亲干涉自己“人生的选择”挥刀弑母等。在某网站关于“刺母案”的网络调查中，近四成网友认为这是中国教育问题的体现，还有将近半数的网友认为这一事件绝非个案，而是源于社会问题。

　　问题到底出在哪？面对“刺母案”，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“悖论”：母亲的爱，为什么结出了恨的恶果？回到案件，人们不能不为汪母对儿子的深爱而感动，她以并不富裕的家底、每月7000元的收入，苦苦支撑着儿子每年8万元人民币学费、开销30万-40万元人民币的华丽留学梦，甚至在儿子连刺她9刀之后还是给予原谅，希望社会给孩子机会，把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演绎到了极致，可叹亦可悲。

　　或许，问题恰恰出在这过于沉重的溺爱。汪母的心理和做法，和许多父母一样，“再苦也不能苦孩子”，宁可自己苦一点累一点，也要给孩子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。这本无可厚非，但关键在于凡事都应有度，量力而行，并且真正有利于孩子成长。一般的家庭条件，高昂的留学消费，五年的漫长时间，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。母亲把生活的艰难全扛在肩上的同时，也消减了儿子体验人生、认识社会、感知责任、磨练意志的机会，缺乏“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”这样的成长课程的修习，造成自理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非常脆弱。

　　更为重要的是，这样的溺爱，忽略了孩子心灵世界的塑造、心理问题的解决，而学校教育，也往往以考试成绩、升学率为指挥棒，对心灵成长、人格培养重视不够，从而出现了不应有的空白。汪某高中毕业之后就去日本留学，这样一个尚处于“心理断乳期”的孩子，一方面身负学成归来、光耀门楣的巨大期望，另一方面也要面对适应异国生活、融入当地社会的艰难，加上日本经济不景气、地震海啸的冲击，其心理的紧张焦灼可想而知。

　　据了解，汪某在读大学之前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，去日本第三年开始变得压抑孤僻，尽管他是否存在精神疾病仍需等待司法鉴定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，但就已经披露的案情而言，可能存在调试心态、控制情绪等方面的心理障碍。而遗憾的是，母子之间一直未能有敞开心扉、解开心结的交流沟通，这就使得消极情绪一直处于积累状态，成为一颗可怕的“定时炸弹”，汪某拔刀向母之时，就是这颗“炸弹”的启动之时。社会学家说，溺爱和棍棒都出不了孝子、才子。不少类似案件也一再说明，爱不是罪过，但畸形的爱、糊涂的爱、错位的爱，往往是悲剧的源头。

　　汪某也是一面镜子，折射出留学生群体存在的心灵困境。2010年度，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8.47万人，留学生的自费比例越来越高，留学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。一项针对留学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网络调查显示，留学生因业余时间无处可去而常以网络和影碟打发时间者占26%；找不到倾诉对象和途径的占17%；学习、工作或经济压力大导致失眠者占16%。自认为“吃得好睡得好，心情畅快”的，仅占被调查者的7%。